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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权原则针对人类社会以往曾经历过的专制统治和政治强权，强调主权在民和实现人民之治，充分肯定人民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即由人民在公共生活中掌握公共权力，决定自己的事务。

因此，中国宪法的制定本身也具有世界的意义，是世界文明秩序变迁的一个部分，正如刘少奇在说明中指出： 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同样是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同时在第6条明确国营经济的主导原则地位，在第7条说明合作社所有制的过渡性质，在第10条指明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所有权，并明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必须按照宪法所规定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保证宪法的完全实施而奋斗。这种历史主义的智慧有助于我们利用时间来理解空间，实现国家整合与国家认同。[29] 第二，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20] 可以说，五四宪法的正当性正是通过这种历史的反复确证和比较而部分得以说明，现行宪法在序言部分同样明确了这样一种文明连续性的论证思路。按照美国宪法学者阿玛（A.Amar）观点，宪法文本的含义及渊源最终要追溯到文本之外的实践及其意义空间，从而将文本孤立起来理解宪法往往并不真切[1]。

从政治上看，它是在新民主主义理念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非无产阶级领导、多党协商参政的格局。第四，五四宪法还自觉将世界图景纳入中国进步的视野中 自1840年以来，中国文明不但丧失了主体性，而且也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文明格局中无法找到位置，五四宪法的巨大意义就在于从法理上明确中国重返世界的根据，以及参与构建世界图景。最后，事实不清或者主要证据不足的问题也需要做一些澄清。

行政决定如果在关键的事实问题上采用了法律所禁止的证据作为根据，该证据不能采用，也会导致行政决定缺少事实根据。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考察行政诉讼实践中现有审查根据的运用，揭示法官的审理偏好，以及蕴藏在这种偏好背后的价值取向。(5)处理内容，即行政处理决定所确定的权利、义务。[44]此后，一些学者也提出把行政职权区分为行政管辖权和其它权能。

姜明安：《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285 -306页。行政机关依法应当作为而没有作为，行政机关超越法定处理方式或者处理明显失当，都属于处理不当的违法。

[41]撇开用语义上的分歧，法律规范二要素的主张者有：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33-35页（法律规范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组成）。这套由各地法官选送的大案、要案、疑难案，以及反映新情况、新问题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编者前言），虽然不足以代表法院权利保护的一般状况[17]，但就本文讨论的司法判决根据这一点上，不存在明显的取样偏见。相应地，未来《行政诉讼法》可以根据上述要件重新拟定审查根据。  何海波，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这并不是说域外的经验对我们毫无意义，而是强调不能盲目地宗奉某国。[19]在诉讼过程中，同一个理由的争议有不同程度：(1)当事人提出主张。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229-230页（主体、权限、内容、程序和形式）。区分合法要素和合法标准，也有助于保持审查根据的确定性和开放性。

②行政机关错误地解释了法律规定的适用条件。［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09页。

而一旦该行政行为到了行政诉讼阶段，对审查法院来说，它的后果（处理方式）则是撤销、维持该行政行为等。法律比较和借鉴不能抽取掉各自的社会情境和历史经验。

为了讨论的明晰起见，我们有必要解析合法要件（或者审查根据）的内涵。关键词:  行政行为合法要件。[36]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8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 - 250页。这一分类在逻辑上可以周延，但缺点是法律问题范围过于宽泛，内容过于含混，不利于实际操作。如果我们不想让有关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探讨沦为一个空泛的话题，我们必须确定我们在什么情境中讨论。当时对审查根据问题缺乏成熟的思考。

[42]只有少数作者注意到了法律主体对法律规范的意义。中国法院在行政裁量的审查标准问题上，目前还在徘徊之中。

（三）几个关键概念的辨析 与现有法律规定和多数学术著作阐述的审查根据相比，上述合法要素有几个重大变化：它取消了行政职权和法律适用的概念，代替以管辖权限、适用条件和处理内容的要求。例如，现代行政法在行政机关的主体资格和管辖权上采取法定主义，而在行政行为的程序和内容上，则往往不以制定法的规定为满足。

上述5个要件相互之间在逻辑上是并列的，但在合法性审查的实际过程中，5个要件可以有经验上的先后顺序。[11]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曾经提到的行政决定没有说明所依据的法律或者援引具体法律条文的，虽然法院多半把它作为法律适用的问题处理，但也有少数法院把它作为程序问题处理。

（二）有权管辖 行政机关的管辖权是行政职权的首要部分，是行政机关具体行政程序能够启动的门槛。  四、行政行为合法要件（审查根据）的重构 行政行为合法要件（司法审查根据）的建构是逻辑、经验和政策选择的产物，即借鉴经验认识事物，运用逻辑条分缕析，并对不同的利害关系加以政策上的考量。如果违背法定的适用条件，行政决定也应当撤销，行政机关不得重新作出内容相同的处理。[36]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陆尤为重视的事实问题被置于行政处分内容项下，而行政机关的组成则是吴庚大法官所强调的。

第四，多数国家理论上并不把行政决定的事实根据作为一个独立的审查根据，但也不是完全不考虑事实根据。根据各个国家的实践，合法标准大体可以分为合法（符合制定法）、合宪、合理。

[22]这一点暗示，一些学者把滥用职权作为行政行为合理性审查的通道，在实践中遭到了挫败。审查根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既需要相当的确定性以便学理讨论和实务操作，又需要适度的开放性以容纳未来的发展

根据美国宪政，任何合理的利益都可以用清晰的法律语言表述为具体的权利。最高法院这期间所审查的有关案件，对此有充分的反映。

他认为，宪法不仅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而且在实施中也变成了一种妥协的机制。美国的制宪者虽然熟悉当时在欧美流行的政治理论，但他们都不是理论家，他们在制定宪法时固然有着坚实厚重的理论底蕴，但却是依据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实际理解、为了现实社会的当前利益来设计宪法的原则和机制的。人作为上帝的创造物，从被创造之时就被赋予了一系列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表明人生而自由，并以自由为生命的终极意义。举凡联邦和州的关系、奴隶制的存废、公民权利的界定和保护、政府干预的合法性等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司法审查的参与。

虽然其编印质量和译名规范并非无可挑剔，而材料取舍和某些观点也或容商榷，不过都无损于它作为一部上乘之作的光泽。许多国家之所以有宪法而无宪政，其症结乃在于不具备适当的宪政文化。

这一宪政上的失败表明，企图用宪法来满足某种纯粹的道德要求，实在是窒碍难通的。所有这些受社会形势推动的宪政变革，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没有从根本上和整体上动摇美国宪法的原则和机制，反而使之更加丰富和更有生命力。

这种观念的变化，对宪政体制和政府行为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成为19世纪末以来美国政治史中的一个主题。党争是一个利弊兼而有之的现象，一方面它使利益的谈判组织化、公开化和程序化，另一方面则由于政党本身的不稳定和竞争规则的不成熟，导致利益竞争更加激烈而混乱。